民国时期，我国国难当头，时局动荡，中西文化在动荡中交融，传统被撕裂，变革一触即发。中医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在这样的局势下面临内忧外患，举步维艰。大环境的不景气，对西方医学文化的盲崇，各地中医发展都陷入了困境，却有一处风景独好，那就是金陵古都——南京。

　　民国时期（1911—1949），西学东渐，西方文化冲击之下，人们视西医为科学，视中医为糟粕，更有北洋政府不辨是非的“漏列”，对于中医的发展打击十分巨大。

　　金陵地区中医氛围依旧浓厚，民国初年，作为首都的南京就已开始推行医药方面的行政管理工作，许多举措都涉及中医，加之百姓需求量大。在这样的大环境滋润下，南京地区的中医执业者甚多，中医教育也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，中药店鳞次栉比，中医发展反而呈现一派热闹之景。

　　提及“医派”，这实际上是一个文绉绉的词，最早出自纪晓岚的“医之门户分于金元”，后世开始给医家、医学分派划别，说到底还是后人闲谈，反而局促了些。

　　金陵医派是民国时期，兴起于南京地区的颇具地方特色的地域流派，与孟河医派、吴门医派性质相同。当时的金陵医派，多数都是儒医（文人行医）和世医（行医世家），在传承过程中，视野反而更开阔了一些，师古而不泥古，能够主动吸收其它学派的优秀之处。正是因为金陵医派的这样特性，加之南京城固有的中医人文与理论基础，能够快速的在南京地区兴起。在金陵医派的观念中，行医者最重要的是“医以活人，非以利术”，他们统一的追求就是治病救人，泽被苍生。

　　1925年，南京城瘟疫肆虐，许多西医都束手无策之时，以张简斋等为代表的中医学者认真寻方治病，扛起挽救危局的重任。

　　提及民国时期的中医发展，全国普遍对于中医的轻视，也同样影响到南京城。故事还是要从1929年那场中医学界的浩劫讲起：那时候，余云岫等人提出“废止旧医”的议案，掀起了中医药行业奋起抗争的高潮，实际上在此之前，西医引入，成为潮流，对中医的不信任到厌弃，早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形成了“废医存药”的观念。

　　“废止旧医案”从南京提出，而南京城也成为全国医界同仁反对“废止旧医案”的前沿阵地。

　　当时的金陵医派，处于风口浪尖，主动承担起捍卫中医的时代大旗，以张简斋、张栋梁、随翰英、杨伯雄等“金陵四大家”为代表的金陵医派，积极参与到捍卫中医的中，奔走疾呼，坚决抵抗。

　　当时金陵医派的反抗，取得了诸多成绩，主要体现在：中医行医资格认定方面的医政管理办法；在对“废止旧医案”所进行坚决抗争中，确立了317国医节，南京国医传习所、中国国医馆等；投资创办《国医杂志》等；在教育方面，也极大的促成了中医教育在南京的发展。在这一时期，随着金陵医派的发展壮大，许多中医名流涌现，壮大了捍卫中医的力量。

　　在抵抗“废止旧医案”的过程中，南京城的“金陵医派”绽放了自己的独特光彩，在历史中被铭记。金陵医派诸家，熟读医术，又不拘泥于此，推陈出新，让中医大放异彩，抵消流言，随着时艰加剧，即使流离辗转于他处（张简斋到了重庆），也依然坚守医道，普济苍生。

　　南京城的良好风气，也使得诸多中医执业人慕名而来，无论是游方郎中，还是名派名医，都纷纷前来，诸多药店也在此设立。1929年，在南京三山街中华路31号，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店——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正式开业；同年，在白下路31号，“南京同仁堂支号”成立。六年后，“南京同仁堂支店”开入南京的中央商场（1936年1月正式营业）。短短几年，南京同仁堂在南京的兴起，需要感恩金陵宝地对中医药的滋养守护，为中医发展提供的这片沃土。

　　振兴中医药，南京同仁堂仍然在路上；南京城的故事，我们未完待续……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